总想提笔写苏轼，蘸一蘸墨，下笔是一番阔达豪放，收笔则是一片清正刚毅。但每次刚拿起笔，又不自觉地放下，生怕惊扰那段岁月，以及灵魂深处的那份沉郁苍茫。

　　对于苏轼，我的了解算不上多，却也是不少的。自读书开始，就接触他的诗词，凡是在学堂受过几年教育的孩子，都能听到苏东坡这个名字，或朗诵出几句如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的诗来。年长后又读了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，对于苏东坡的评价，林语堂先生在原序中写得好，“他并不精于自谋，但却富有赤心为民的精神。他对人亲切热情、慷慨厚道，虽不积存一文钱，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。”书中将其描述为一个心怀赤子之心的乐天派，同时也是一个真笃诚恳的政治家。由此，洗去了一些荒诞的传说，我对他的了解愈来愈深，反过来再读他的诗词时，发现平淡中多了一份哲理，叹惋中添了一丝寥廓。

　　苏东坡的才气众所周知，嘉祐元年(1056年)，年仅二十岁的苏轼进京应试，一举获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。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并不算顺利，翻开史书，看到的尽是左迁字眼。熙宁四年(1071年)，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，被调至杭州，后调至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;元丰三年(1080年)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;元祐六年(1091年)被调任颍州，后又调至扬州、定州;绍圣元年(1094年)，调至惠阳;绍圣四年(1097年)调至儋州……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苏轼是个文采斐然的政治家，然而仕途的坎坷却也让他尝了个遍。多数人走到这一步，可能会抛弃理想，甘做蝇营狗苟的勾当，但苏东坡则不然。既然不见用于庙堂，那就放眼于山泽草野，于黎民百姓、世间万物中读无字之大书，求无字之真理。在徐州，刚赴任就碰到黄河决口，他与徐州百姓一道坚守;在杭州，旱情、饥荒侵扰百姓，他拿出自己的财产，专用于慈善，又因为要保障百姓的生活用水，防止海水侵蚀土地，便于西湖中取土建堤，终成苏堤。他身上既展现着儒家提倡的社会责任，又有着佛教宣扬的悲天悯人，在后人看来，佛道似乎乐于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，服务于他的政治理想。然而政治的不幸遭遇却有意考验他，好在苏轼够豪放，够坚定。一次次调任让他的足迹在神州大地上划出弧线，条条弧线融入了为国为民的意识，以致所有的苦恼、焦灼都迷失其中，透过他的诗词，人们读到的仍是那份不甘堕落与坚定信念。不论新法旧法，凡是对百姓无益就要指出，他着眼的不再是某个简单的职位名号，而是天下民生，在这里，仅说他温柔敦厚就很不够了，仅说光风霁月也太矜持了。

　　过去的五年里，我去过两次杭州，每次我必定要去西湖走一走，而西湖之中我独爱苏堤。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，西湖历经朝代更迭、世事变迁，曾经的临安也改名杭州，可这条苏堤却始终没变。溪云初起，苏轼的诗词与那苏堤一道跨越时空，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氛，氤氲在这片大地上。面对这样一位清正的官员与词人，每一位游客内心都会泛起阵阵涟漪，如同西湖的春水，婉转荡漾，久久不散。如今的老百姓仍在西湖边讲起苏堤的风景与过往，在湖边尝一份芳香四溢的东坡肉，谁又能说这不是人民对苏东坡的最好的纪念呢?